佛教進入中國，在古代文化史上留下了極為深刻的印跡，最有聲色的階段是在六朝、隋唐的中古時代，文學也由此產生了新的圖景。《中古文學與佛教》在用力爬梳這一時期文獻的基礎上，將佛教與文學相關因素納入文學史發展的進程，從文化史、多元宗教等視野，吸收域外學術成果，以問題性為線索，結合歷時性的事實，觀照佛道、儒佛關系對中古文人的精神影響，詮說中古文學與佛教中的文體、文類，特別留意中古文學中日益分明的雅俗分層及其背后因由。其間作者力求為關鍵節點的重要現象尋找最為妥帖的理解，這不僅使得本書論述細密融洽，頗可啟發讀者，而且也反映了其研究中古文學與佛教時所抱持的嚴整思考。
>>內文選讀：
導 言（節選）
中國的歷史傳統之中，歷來以儒、道、釋為主流。儒、道兩家是先秦時代中華文化自身脈絡中産生，逐漸發展而成洪流的；佛教則在兩漢之際傳入，歷經中國化，與儒、道形成鼎足之勢。
佛教進入中國，在古代文化史上留下極為深刻的印跡，文學的進程因而也發生了一些非常重要的新變：從語詞的擴張到情節的襲取，乃至形式的移植、想象的豐富，更要緊的是中國文士的頭腦中就此有了一個新的觀念世界——所有這一切都給文學印烙上種種斑斕的光彩。佛教與中國文士、與文學發生接觸、關聯，最有聲色的階段是在六朝、隋唐的中古時代，而從最初的沖撞到交流、融會也是在這一時段內完成的，而就文學由此産生了新的圖景而言，尤其是在唐代。這也就是本書主要試圖討論的時期。
就我個人的經驗，中古時代之中佛教文化的因素對文學的影響固然極大，但如果意圖按照歷史的時序對文學演變與佛教的關聯展開考察，則幾乎是不可能的：文學的演變和佛教的發展是自成脈絡的兩個傳統，它們之間并不存在歷時性的相互呼應的律動。這也就是本書的構架雖然大致依循時序鋪展，但其實并未就此形成嚴整的時間結構，反而看似頗有交疊錯出。若予以幫助的話，本書大抵乃是按照問題性安排的，這里所謂的問題性，大致包含了三個層面：
首先，中古時代的佛教作為非常重要的一個精神傳統，絕非孤立的，而是與其他的精神傳統構成多元的思想、宗教圖式，包含佛教在內的多元宗教、思想背景，才構成了中古文人和文學展開的真實歷史場域。這種多元性在文人的生活、思想及其書寫的文本中乃是作為常態呈現的，因此本書意在佛道和儒佛的關系中對中古文人的精神祈向和文學運動的展開進行觀照。
其次，中古文學與佛教的關聯性，不同文類頗有不同的情形，這也是中古文學發展中文體、文類具有核心意義的呈現。佛教內部的文體、文類在六朝時期就具有了充分的發展和顯著的特征，而說到一般的文學類型，佛教文化因素的滲透和進入是有深淺顯隱之異的，因而對中古文學與佛教關聯性的研討，詩文之間、詩文與志怪傳奇之間、詩文志怪傳奇與通俗敘事文學之間，都必須做分別的疏理和詮說。很顯然，這也是本書各章就此做出不同論列安排的理由。
再次，中古時代的宗教、文學逐漸呈現出日益鮮明的雅俗分層，就佛教文學而言，是再突出不過的了，尤其在敦煌出土文獻所呈現的特定文學文本的思想品格、文學風格，與精英士人的文學書寫之間。對于迥異于精英文學傳統的民間性宗教及宗教文學的傳統，需要有一系列不同的理解觀念、觀察方式和處理手段。這也是本書希望特別留意，并且專門提出來的。
在做了如上的解釋之后，也并不是要全然否定中古文學與佛教關聯的歷時性考察，當這種歷時性的關聯事實存在之時，自然有必要給予提示，比如唐代文人從王維到柳宗元、白居易，恰好處在禪風演替的關節上，而在他們的觀念和文學之中，清楚地顯示了各自所處的時代禪風演變關頭的印跡。
在交代本書構想之后，我愿意藉機簡要談談個人對于中古文學與佛教的研究若干值得注意、明確和努力的方向。
第一要堅持文學史的緯度，文學史的立場。我們需要做的就是要把佛教與文學相關的因素納入到文學歷史發展的進程當中，而不是簡單了解個案事實。只有納入文學史，我們才能看到佛教在整個中國文學發展過程中的重要性。鄭振鐸先生曾表示，如果沒有佛教，中古文學可能是很難想象的，可能會是另外一種不同的面貌。作為中國文學的學人，我們的本位還是中國的文學，站在文學的立場上，就應該著力將佛教文學的研究成果納入到文學史的脈絡之中。
第二是文化史的視野，要放寬眼界，觀照佛教文化因素對文學的作用。佛教文學的研究中，陳允吉先生有一篇文章《論唐代寺廟壁畫對韓愈詩歌的影響》，專門研究韓愈詩歌與壁畫的關系。我們知道韓愈是激烈反佛的，但是韓詩里面有很多佛教的痕跡，比如那些很獰厲的、很有張力的、很恐怖的場景，那么這些是從哪里來的？這篇文章提出韓愈的游寺之作，再經由考察寺院壁畫圖景，追溯詩歌意象的現實源頭。這很有啟發性。我們讀《歷代名畫記》和《酉陽雜俎》的《寺塔記》等文獻，可以在相當程度上復原中唐那個年代寺院壁畫的概貌，像畫圣吳道子在長安和洛陽，畫了數以百計的壁畫，但中國的土木建筑不像西方的建筑能夠保存很久，所以都毀掉了。中古時期，唐代的寺廟不僅是宗教的中心，而且也是社會文化的中心，很多人都會去，不僅善男信女會去，一般人會去湊熱鬧，詩人也會去游寺，絕大部分唐代詩人的詩作中都有游寺的作品，而這種游寺的經驗自然會滲入到創作之中。在反佛的詩人如韓愈那里，在觀念上對佛教的義理可能會很排斥，會嚴厲批判，如其《諫佛骨表》《原道》等，但如果放寬眼界，從詩人整個的生活環境和文化氛圍來考察，佛教文化的因素對文人的作品創作還是有影響的，這就是當時物質文化的具體環境對詩人的影響。
第三個方面就是雅俗兼合的視角。限于個體的精力和能力，在佛教文學的研究過程中，有的偏重于主流文人方面，有的偏重于俗文學方面，有的專注于一種文類比如變文，有的僅聚焦于某一詩人比如王維或者白居易。這當然有合理性，不過有時會造成認識上的偏差，產生對于所研究對象的放大和過度闡釋。其實以一種整體的眼光來觀照，比如唐代的佛教文學，要注意到精英文人的文學與俗文學的不同，我們不能以文人文學的觀念來看待民間通俗文學的作者身份、作品主旨和影響形態，比較和區別，可以說也是一種兼合視野的表現；同時，也不能完全割裂雅俗文學，兩種傳統之間也存在相互的交錯和影響，比如張祜就指白居易的《長恨歌》如 " 目連變 "，以今天的學術分析，這或許不是沒有道理的戲論，那么更不宜見其一不識其二了。
第四個就是要有多元宗教的觀念，這與前一點有相關性。一個宗教比如佛教在精英士人和民間的表現形態，并不完全一樣，要注意兩者之間的區別，也要認識到兩者之間的關聯。擴大到不同的宗教傳統之間，大抵也是如此。不能研究佛教文學，看到的所有皆屬佛教影響；研究道教和文學，看到的所有都是道教痕跡。實際上，整個中古時代，佛與道的錯綜是常態，如沈約不僅對佛教同時對道教也有很深刻的了解；像蕭衍，后來極度信佛，幾次舍身同泰寺，完全是一個佛教皇帝，但他早期道教的信仰是很深刻的。看待當時文人與佛、道的關系，要有一個平衡的觀照。中古的文人通常不是純粹的道教徒，也不是純粹的佛教徒，對于不同的宗教，他不會持有完全排他性的認同，對佛教很有感情，不是排他性地就不要道教了；或者作為道教徒，就排斥佛教等其他宗教：李白是一位道教徒，大家都承認李白與道教的關系很深，但是李白與佛教的關系也非常明顯；還有如白居易，儒家、道教、佛教完全打通融合在一起，堪稱典型。了解佛教和文學的關系已很難，再來了解道教和文學的關系更難。但雖然難，這是需要考慮的重要方面，只有這樣才能獲得平衡而近真的認識。
還有比如佛教與儒家的關系，雖然目前對 " 儒 " 到底成不成 " 教 " 有許多爭議，但兩者之間在歷史上的錯綜復雜關系是無庸諱言的。比如在唐代古文運動之間的糾結就是，其實并不如一般認為的那些古文家都是反佛的，恰恰相反，大多數的古文家與佛教的關系頗為密切，韓愈的反佛是一個激烈的個案。以我個人關心的問題為例，《文心雕龍》的《論說》篇里劉勰關于 " 論 " 的闡釋，這部分特別受到學者的關注，就因為這里面明確涉及了佛教的概念范疇如 " 般若 "。劉勰解釋 " 論 " 是 " 述經敘理 " 的，" 敘理 " 這點，中古文論里面是常談，《典論 · 論文》《文賦》直到《文選序》都說了，特別的是 " 述經 "，范文瀾先生認為這個觀念是從佛典以 " 論 " 釋 " 經 " 來的。我以為不是那么簡單，我們都知道劉勰雖然熟悉佛學，但他寫《文心雕龍》是特別 " 宗經 " 的，他最后的《序志》篇不是說夢見孔子么？其實當時儒家經學的傳統里面，以 " 論 " 釋 " 經 " 的情況已屢屢可見了，比如闡說《周易》的論文就不少，《論說》篇里就提及王弼的 " 二例 "，雖然解釋不同，有以為指王弼《周易略例》的上下篇，有以為分別指《周易略例》和《老子略例》，但與經書有關是沒有疑問的。況且劉勰還特別提出《白虎通》是 " 論家之正體 "，這書自然是與經學緊密相關的一部書了。但這個說法很奇怪，學者注意的卻很少，大概周振甫先生提到了，但他的解說我以為不夠深透。劉勰舉稱《白虎通》或許有這書在六朝的時候被人稱作《白虎通德論》的緣故，但更值得探究的是，這書的體制是詮說性的，比如先設問何以謂天子，而后解釋，再引些文獻來證明。這種詮說性方式，固然是傳統的經學著作比如《公羊傳》已采取的，但在當時的佛教典籍里更是普遍，比如當時流行的翻譯過來的論部典籍里就是，在本土産生的一些佛教文獻比如《牟子理惑論》里也是。總之，我們可以看到在對 " 論 " 乃 " 述經 " 這一特征的把握上，交織著儒家經學和佛教經典的復雜背景，如何理解很是微妙。
最后我們要注意吸取域外的學術成果，如今中國古典文史學術的研究根本不是僅僅中國本土的了，很多學問都是世界性的學問，世界性的學問只有吸取海外的成果才會真正有提高、有推進。接著前面提到的《文心雕龍》舉例來說，劉勰與佛教的研究、《文心雕龍》與佛教的研究，爭論很多，1980 年代馬宏山教授甚至倡議《文心雕龍》中心主旨是佛教的，當然很多人不同意，因為劉勰著寫《文心雕龍》，全書的主導取向顯然是儒學的，范文瀾先生就認為屬古文經學。但佛教影響是否確實呢？我以為非常重要的一篇論文，是京都大學興膳宏教授的《〈文心雕龍〉與〈出三藏記集〉》，文章很長，非常細致地對比《出三藏記集》和《文心雕龍》的思想上、用詞、用句、句法、論證方式上的關系，他的結論認為《出三藏記集》有好些文章出于劉勰的手筆，是劉勰幫他的老師僧祐寫的。或許我們可能不完全接受他的看法，但有一點，《出三藏記集》既然是他的老師僧祐編的，劉勰肯定知道這本書，起碼那些主要的內容和學術觀點劉勰是了解的，或者說其大部分劉勰是認同的。如果要研究劉勰《文心雕龍》與佛教的關系問題，這樣的文章不能不讀，必須了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