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 年底，《柯林斯詞典》將 " 躺平 "（QuietQuitting）、" 趴直 "（Sploot－ing）、" 聚會門 "（Partygate）等作為年度英文詞匯候選詞條。在當時，由于地緣政治氛圍的變化，" 長期危機 "（Perma－crisis）也是年度候選詞匯之一。由英國前首相戈登 · 布朗（GordonBrown）、安聯集團首席經濟顧問穆罕默德 · 埃爾 - 埃里安（MohamedA.El-Erian）、2001 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邁克爾 · 斯賓塞（MichaelSpence）以及里德 · 利多（ReidLidow）等人合著的《長期危機：重塑全球經濟之路》一書對當前全球面臨的新形勢和新挑戰進行了討論和分析，幾位作者在書中指出，我們正在經歷有生以來最重大的地緣政治變動，即新型大國競爭、保護主義以及民粹式民族主義。在過去的數十年里，經濟事務支配了政治決策；如今，政治考慮已經開始支配經濟決策，民族主義和國家安全成為主要關切，一些國家為了國家內部利益不惜以鄰為壑，國家之間的信任關系正在土崩瓦解。世界正在改變，未來走向何方有賴于各國決策者的選擇。
全球政治秩序正在發生什么變化
對于像我這樣在改革開放之后出生的一代人來說，經歷了中國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基本路線，見證了新自由主義在全球一度攻城略地、所謂的華盛頓共識在一段時期內甚囂塵上、全球金融危機之后各國的密切協調合作，切身體會了經濟增長帶來的好處，經濟思維也是我們看待和分析很多問題的首選模式。即使在過去幾十年存在國家之間的競爭和發展曲折，但很快又回到了我們所認為的正軌之上，這也使我們形成了一種思維慣性：世界會按照過去的路徑繼續前進。經濟學中有一個適應性預期（AdaptiveExpectation）的概念，即我們會根據過去的情況來形成對某一個變量未來的預期，實際上也就是思維上的路徑依賴。我們對全球未來發展趨勢的看法正是適應性預期的體現，但適應性預期存在很大缺陷，完全依賴過去預測未來，很多情況下預期與現實會偏離很遠。幾位作者在書中認為，全球正在發生三大結構性巨變：從單極世界走向多極世界、從新自由主義轉向新民族主義、從超級全球化走向有管理的輕度全球化。這三大巨變將重新定義全球經濟和政治秩序。
首先是從單極世界走向多極世界。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后建立的各種政治經濟框架確立了幾十年來維持世界運轉的經濟和政治秩序，這一經濟和政治秩序支持美國成為其他國家無可匹敵的單極力量，美國在經濟、軍事和政治上都是其他國家難以望其項背的存在，但目前這一切正在走向崩塌。無論在經濟、軍事還是在政治上，當前美國的影響力與二戰剛結束后的一段時期相比，都不可同日而語。以中國為代表的新興市場經濟的崛起，逐漸成為世界新的一極；而歐洲與美國的若即若離，也使其成為一股新的平衡力量；此外，一些地區性的經濟聯盟影響力也越來越大。總體來看，世界正在由單極走向多極。
其次是由新自由主義轉向新民族主義。新自由主義自 1980 年代以來在國際經濟決策上扮演著越來越重要的角色，其政策主張是政府減少對經濟的干預。但目前政治邏輯正在取代經濟邏輯，互利商業活動的雙贏經濟學邏輯，正在被有輸有贏的零和博弈邏輯所取代。諸如 " 美國優先 " 之類的口號和運動可能升級為 " 我們對抗他們 " 的地緣政治路線。新民族主義作為一種意識形態，經常倡導 " 我們 " 和 " 他們 " 對立的思想，強調外來者的罪惡，播撒仇恨的種子，煽動敵視外國人。新民族主義有兩個變體：一個是防御式民族主義，這可能帶來保護主義傾向，認同 " 非我族類，其心必異 " 的理念；一個是侵略式民族主義，其表現是重商主義，即動用國家力量和資源單純追求自身利益，不惜損害國際合作。如果說上述兩個新民族主義的變體在之前還體現的不明顯，那么在特朗普第一任期開始之后，我們的感受是非常深切的。巧合的是，新民族主義在一些國家存在大批的擁護者，這與下面所提到的經濟增長缺乏包容性密切相關，并將國家內部不平等惡化的矛頭指向了全球化。
再次是從超級全球化轉向有管理的輕度全球化。世界史著名學者彼得 · 斯特恩斯（PeterStearns）認為，人類的歷史就是全球化的歷史，并把全球化的開端追溯到公元前 12 世紀；但大多數經濟史學家認為全球化始于 15 世紀末 16 世紀初的地理大發現時代，20 世紀后幾十年則是全球化的飛速發展階段，也被稱為超級全球化。超級全球化時期，資本、資源、勞動力、技術等要素在全球自由流動，即使流動過程中有一些摩擦，成本也還是比較低。而且，在超級全球化時期，各國也在著力降低要素流動的摩擦和成本；但現在我們所經常見到的是對勞動力、資本、技術流動跨境流動不斷增多的限制、提高的壁壘和抬高的成本。完全基于效率最大化和比較優勢構建的全球經濟運轉越來越不暢。出現這種結果的部分原因是世界政治秩序走向分散和破裂，當前已經不是貿易在改變政治行為，而是政治考慮在影響貿易行為。英國《經濟學人》雜志將當前跨境貿易和投資放緩、供應鏈斷裂和萎縮的世界稱作 " 慢球化 "（Slowbalisation）時代，在慢全球化時代，企業和國家強調韌性高于效率；但《長期危機》一書的幾位作者更愿意用 " 輕度全球化 " 這個詞匯（Globaliza－tion-Lite）來描述當前的情況。輕度全球化的特征是各個國家在一體化與獨立性之間尋找某種平衡。
毋庸諱言的是，美國的選擇對當前及未來一段時期國際政治經濟形勢走向具有十分重要的影響。英國《經濟學人》雜志最近某期的封面文章探討了特朗普新一屆任期的外交政策，文章認為，特朗普的第二任期不僅會比第一任期更具破壞性，而且還會取代自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美國的外交政策愿景。文章分析，特朗普將拋棄二戰以來美國歷任總統的外交價值觀，即擁有權力的同時也伴隨著責任，他將頻繁使用權力、武力威脅和制裁杠桿來達到美國的目的，但其中的關鍵問題是，當權力的使用不受價值觀的約束時，結果可能是全球范圍內的一片混亂。目前，特朗普已經走上前臺，文章中的一些觀點也得到了證實，特朗普就職后簽署行政令，對來自于加拿大和墨西哥的商品加征 25% 的關稅（暫緩一個月實施），對來自于中國的商品加征 10% 的關稅，未來他還會做出何種選擇，我們只能拭目以待。
全球經濟秩序正在發生何種轉變
20 世紀 80 年代至全球金融危機發生之前這 30 年時間，全球經濟增速較快、通脹率較低、周期性波動減弱，這段時期也被學者稱為 " 大緩和 " 時期。之所以出現 " 大緩和 " 這種現象，與全球化、發展中經濟體融入全球增長進程、人口結構、技術進步等很多因素相關，上述這些因素綜合起來產生的一個重要結果就是提升了供給側對需求側的響應能力，供給約束在一定程度上似乎已經被破解，但目前這些因素正在發生改變。
首先是發展中經濟體增長勢頭的衰減。從 1990 年代到 21 世紀初這 20 年左右的時間里，發展中經濟體快速崛起，這些經濟體通過動員資本、土地、勞動力等未充分利用的資源而形成龐大的產能，發揮了遏制全球通脹的能力，但目前除了中國、印度等少數發展中經濟體之外，其他發展中國家的增長動能正在減弱。世界銀行最近發布的《全球經濟展望》指出，本世紀頭 10 年，發展中經濟體的增速達到 1970 年代以來最快，但 2008 年至 2009 年全球金融危機后增長速度明顯放慢，2014 年以來，除中國和印度外，發展中經濟體的人均收入增長率平均比富裕經濟體低半個百分點，導致貧富差距進一步擴大。
其次是老齡化快速發展。曾經，人口過多被認為是一個很大的問題，資源的有限性一度是我們看待人口問題的重要出發點，但在一些發達國家和地區，出現了人口持續減少的趨勢，伴隨著人口出生率下降，人口老齡化問題凸顯。目前，全球經濟產出超過 75% 的份額來自正在經歷老齡化的國家，這意味著生產線上的工人越來越少，社會福利體系的壓力越來越大。老齡化的另一面是勞動力供給緊張，尤其是在一些發達國家，服務業人口需求較大，機器人、自動化等技術尚難以完全替代人力提供的服務。查爾斯 · 古德哈特（CharlesGoodhart）和馬諾吉 · 普拉丹（ManojPradhan）在《人口大逆轉：老齡化、不平等與通脹》一書中認為，全球人口紅利的甜頭正在變酸，人口老齡化將會給經濟帶來通脹壓力。
再次是全球經濟面臨來自多方面的沖擊，而且沖擊的強度越來越大。人類經濟社會遭受各種沖擊是正常現象，但近年來一個明顯的趨勢是，沖擊的頻率、力度和廣度卻在大幅增加。沖擊來自不同的方向和源頭：氣候變化及其導致的極端事件、新冠疫情、戰爭、貿易和投資限制、地緣政治緊張致使經濟手段被更多用作國際關系和國家安全政策的工具和武器。沖擊趨勢加劇產生了兩個嚴重后果：一個是沖擊的頻率和力度足以形成重大的宏觀經濟阻礙，氣候沖擊尤其如此。一個是各國政府和企業正在改變自己的行為，以緩和沖擊的影響。例如，企業在調整供應鏈，促進原材料、資金和市場的多元化，從而提升經營韌性；政府則對之前由市場主導的決策實施干預，制定改變全球互動方向的政策，從而鞏固經濟和國家安全。
最后是生產率放緩的趨勢非常明顯。經濟的長期增長要依靠資本和勞動力等要素的投入以及生產效率的提高，但根本動力來自于生產效率的持續提升，這已被各國經濟增長實踐所證明。全球金融危機之后，各國都出現了生產率增長放緩的趨勢，經濟增長動能減弱。作者在書中指出，2005 年以來，由于勞動生產率增速放緩，美國單位勞動者產出損失了 9.5 萬美元，非農業部門的總產出損失了約 10.9 萬億美元。而且，與制造業等可貿易部門相比，生產率放緩在非貿易部門（主要是各種服務部門）表現的更加突出。之所以這個現象非常重要，是因為隨著收入水平的提升，人們并不是將收入按固定比例花費在不同的商品和服務上，而是對服務的需求提升更多，這就可能對非貿易部門產品的價格產生上升的壓力。
上述幾個因素合起來導致的一個結果就是經濟供給的靈活性和響應速度下降，當需求發生快速變化但供給卻調整緩慢，就會出現供求失衡，這也產生了前兩年美國所出現的畸高通貨膨脹水平。全球金融危機至新冠疫情這段時期，即使貨幣政策極其寬松，失業率逐漸下降，各國通脹也都處于非常低的水平，當時學界以及政策部門在思考菲利普斯曲線平坦化的原因以及菲利普斯曲線是否已經失效，新冠疫情則促使通脹以一種未曾預料的方式卷土重來。
全球經濟前景也不是沒有希望的，包括中國在內的一些國家正在極力維持全球化，全球化步伐雖然蹣跚但仍在繼續前行；以人工智能為代表的新一代技術浪潮正在賦能經濟增長，有望較高地提升各領域的經濟效率；全球的能源轉型在帶來較大痛苦的同時也蘊藏著豐富的商機。人類社會已經在以經濟為主的軌道上快速前進了幾十年的時間，除非發生非常大的沖擊，否則即使是慣性的作用，也會使得各國繼續沿著過去的經濟軌道前行一段時間。
全球經濟管理存在的問題
期待完美的政策從來都是不現實的，在如何管理經濟方面，人類距離完美的境界顯然還很遙遠。計劃經濟與自由市場，或者二者的某種組合都已經被各國所實踐，政策的干預程度也因所選擇的經濟模式而存在差異，但目前得出較為一致的結論是，完全放任經濟自由運行是不可取的。在經濟和金融體系正常運行之時，政策不用過多干預，政策的作用在于如何避免經濟和金融運行走入歧途，以及在走入歧途之后如何盡快重歸正軌。幾位作者認為，國家內部和多邊經濟管理的失敗損害了增長和繁榮的前景，除非能夠徹底改造過時的經濟管理模式，否則本可以避免的危機將一再發生。作者認為，過去的經濟管理存在以下幾方面問題。
首先，過去的經濟管理更傾向于維持經濟平穩運行。本書的作者有過這樣的經歷，經常有人向他們提出這樣的疑問：我們沒有為 2008 年到 2009 年的全球金融危機做好準備嗎？作者坦誠，能夠做好準備，也應該做好準備，但事實上卻沒有。危機發生之后，各國政策部門的初心固然令人欽佩，它們采取激進的危機管理措施所帶來的痛苦和創傷卻始終未能減少未來爆發危機的概率。目前，政策部門行動的焦點總是危機管理，即控制眼前的災難，并且過于關注之前的教訓，而不是面向未來做好準備。之所以出現這個問題，也涉及到政策出臺的動機問題，很多政策都是針對具體問題而制定的，也就是說已經存在或者迫切需要解決的問題促使出臺了相應的政策。
其次，過往的經歷和實踐束縛了政策制定者的政策選擇。人類是經驗性動物，自身的經歷會塑造其思維方式和行為選擇。過去幾十年時間，經濟時有波動，但波動之后又會重回增長軌道，這也使政策制定者形成一種思維定勢，按照過去的經歷來思考政策選擇。但問題是，當前和未來并不總是歷史的鏡像，重復過去的做法可能會在錯誤的道路上越走越遠。實際上，出現上述現象也源于這樣一個事實，很多政策制定者的整個職業生涯都處于經濟觸底然后再快速反彈的環境之中，并且認為出色的政策制定已經馴服了商業周期，而沒有認識到經濟和金融環境已經發生 " 相變 "。這就要求政策制定者改變思維定勢，以開放的態度接納已經發生的改變，并做出政策調整。
再次，經濟增長缺乏包容性，并產生了環境風險。在很多國家，經濟在快速增長的同時，有很多群體卻被邊緣化，經濟增長的成果并沒有被所有社會成員共享，不平等問題凸顯，并由此產生了嚴重的經濟、社會和政治問題。與此同時，經濟增長也對自然環境造成了破壞，引發了越來越嚴重的氣候風險，全球各地區對極端氣候的感受日漸深切。站在結果的角度思考原因，我們會認為政策部門應該對此早有準備，并采取措施預防上述結果的產生，但事實卻并非如此。
最后，過于關注貨幣政策而忽視了其他政策選擇。過去幾十年間，在一些國家的宏觀調控實踐之中，貨幣政策似乎是首要和最重要的政策選擇，當經濟和金融形勢出現波動后，政府和社會各界首先想到的是貨幣政策應該怎么做。在 " 大緩和 " 時期，經濟波動幅度較小，而且存在全球化快速發展等有利條件，貨幣政策也確實起到了穩定經濟的作用，但無視經濟實際而一味地將政策調控壓力都賦予貨幣政策，無異于刻舟求劍。全球金融危機之后，很多國家央行的常規貨幣政策工具用盡，貨幣政策操作進入了非常規領域，其效果也存在很大爭議，繼續讓貨幣政策在非常規道路上狂奔，結果可能適得其反。本書的作者之一穆罕默德 · 埃爾 - 埃里安在之前的著作《負利率時代：貨幣為什么買不到增長》一書中，對中央銀行面臨的困境進行了詳細探討。埃里安認為，在對央行的不懈努力高唱贊歌之時，也要認識到央行的工具有限，很多經濟問題不是央行可以解決的。
當然，經濟管理不只存在上述幾個問題，仔細討論起來還能指出很多問題，但我們也不應過分苛責過去做得不夠好。政策部門都是在很多的約束之下做出選擇，而且還面臨各種制衡和問責，能實現次優解已經非常不易，最優解只能是難以企及的愿望。想想我們個人，做選擇要自由得多，約束也少得多，還不是經常犯錯。理論上，在很多領域都存在一個理想的最優境況，但多數情況下這個最優境況是很難達到的。如果從矛盾的角度出發，上述問題就是待解的矛盾，把這些矛盾解決好了，經濟管理又會出現很大的改觀。
未來的路徑選擇
二戰之后建立的經濟和政治秩序正面臨極大的挑戰，諷刺的是，對秩序造成挑戰的正是秩序的主要建立者，這也意味著美國從當前這個秩序中獲益的程度與其期望之間出現了差距，但目前美國已無力量和能力構建另外一個以其意志為轉移的國際秩序。幾位作者在書中提出了修補當前國際經濟秩序的一些措施，包括對世界貿易組織、世界銀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聯合國等機構進行改革，例如，改革世界貿易組織的爭端解決機制，使其能夠行之有效；擴大世界銀行的資本金規模，從而提升其向低收入國家的貸款能力；使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投票權和代表權結構更能反映世界經濟的現狀，等等。但說起來容易做起來難，尤其是在政治主導經濟的背景下，想在經濟領域實現合作，必然困難重重，甚至很難看到希望。當特朗普再一次揮舞起關稅和制裁的大棒，期望各國出現琴瑟和鳴的和諧場景只能是鏡花水月。稍顯不足的是，《長期危機》這本書主要討論的是經濟內容，對政治秩序的相關內容涉及并不多，讓人有一種欲言又止的感覺。
器皿被打碎后，它們的歸宿通常是垃圾桶。但對于更有情感意義的碎片，人們可能會用強力膠把它們復原。即便如此，器皿也已不是原來的樣子，我們都喜歡完好無損的東西。我們現在也面臨著一個走向破碎的世界，有些力量正掄起大錘敲打著過去的國際秩序。當然，擺在世界面前不只有一條道路，選擇哪條道路有賴于國際經濟和政治秩序主要影響者的政治智慧和遠見卓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