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 年金融危機之后，日本驚悚劇導演黑澤清，轉型拍了一部家庭倫理劇《東京奏鳴曲》。這部講述東京乃至日本無數人在世界經濟動蕩局勢下生存境遇的影片，不像同年播出的《入殮師》那般將日本療愈系文化表現得登峰造極，沒有刻意制造溫情，而是將鏡頭對準了普通人的失意與迷茫、痛苦與追尋、壓抑與爆發，以及又終將歸于平靜的生活結局。

故事是從一個普通的日本中產階級四口之家展開，父親龍平作為家里的頂梁柱，在 48 歲這年被公司掃地出門。

剛失去工作時，他白天穿著西裝革履假裝出門上班，其實是瞞著家人四處求職，然后去公園里閑逛打發時間、坐在長椅上吃免費的救濟餐，晚上再回到家繼續裝作什么事都沒有發生，用一種近乎堂吉訶德同風車搏斗式的努力，試圖守住自己長此以往所建立起的某種權威與尊嚴。

在影片中，失業并非龍平一人所面臨的困境，而是一群曾經的腦力勞動者所共同遭遇的難題。他們失業后長期找不到工作，又怕被家里人發現，于是就整天在外面游逛，營造出一種自己很忙的假象，甚至有人在壓抑自己、故作輕松一段時間后，選擇了自我了結。

失業會讓人變得如此窘迫，觀眾對此有些難以共情。因為在我們的慣性認知里，即使日本的房地產和股市泡沫雙雙破裂后，經濟陷入了長期的停滯，但在很長一段時間里，日本依然保持著僅次于美國的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的地位（直到 2010 年被中國反超）。在這樣一個 " 全民中產 " 的富裕社會，絕大多數家庭都已經完成了一定的物質積累，況且還有政府救濟和失業保險可以兜底，所以即便失業了也照樣能夠活得不錯。

但我們也許忽視了一點，失業所帶來的問題，從來都不只是停留在生存層面。

2017 年，京都大學社會學教授山田昌弘曾在日本經濟新聞訪談中說：" 當上班族將‘ XX 株式會社’字樣印刻在名片上時所擁有的自尊心，在離職印章被橡皮擦擦除的那一刻起，會被一種超越薪資收入的消逝感所吞噬。"

尤其是在日本 " 男主外、女主內 " 的社會文化中，男性作為一個家庭的頂梁柱，往往擁有著絕對的話語權，失業頂要緊的還有身份與尊嚴喪失的危機。

而在一個物質與精神文明越來越豐盈的社會里，人們也許低估了工作所承載的個人需求價值維度。

勞動和工作有本質的不同

現如今，在一個高度精細化的社會分工體系里，與老一輩一年 365 天面朝黃土背朝天的農業時期相比，每個人干的活兒更少，工作的環境也比以前舒適得多，辦公室里冬暖夏涼，但我們還是無時不刻地感到不快樂。

大家自嘲是社畜、牛馬、嗎嘍，在格子間和 PPT 日復一日的歲月蹉跎中染得一身 " 班味兒 "。羨慕時間自由的 " 數字游民 "，甚至想要逃離互聯網大廠去做只需要出點體力的日結工。

人們之所以產生這樣的感受并非是一種幻覺，而是勞動和上班本身就存在著根本上的不同。

勞動本質上只是一種生存手段。無論是做直播、種地、還是說去翻小區里的垃圾桶撿瓶子，一個人通過付出勞動換來幾十塊錢來滿足個人溫飽，這是最基礎的生存需求，不摻雜任何的欲望。

而上班的本質是 " 用勞動換取社會價值的認可 "，它不僅是一種謀生的手段，還承擔著一個人的欲望以及社會角色的期待。這里面拿到薪資報酬只是基礎，我們還渴望在工作中能夠獲得社會地位、成就感，以及自我價值的實現。

所以，我們經常能看到一些人一旦沒有了工作，整個人都會變得焦慮、空落落的，并不是因為他沒有工作就要餓死，而是不再擁有工作所賦予他的某些身份、成就感、和被尊重所帶來的價值失去。

記得有一回在課堂上，一位臨近退休的老教授跟我們說：" 我今年就要退休了，馬上我就是那個在菜市場里買菜的老李頭。不是很理解那些已經退休的老頭老太太們，逢人就自我介紹是 XX 大學的退休老師，你都退休了，就不是老師了，還有什么好提的。"

其實這就解釋了為什么普通工人都盼著能早點退休，但很多老干部恨不得在崗位上干到八九十歲，因為很多人的自我價值感，都是從工作中獲取的。

在電影《東京奏鳴曲》中，那位最終選擇煤氣自殺的朋友，此前每次出場都展現出一副滿不在乎、不緊不慢的瀟灑姿態，仿佛對自己失業幾個月毫不在意。然而事實上，這只是一種偽裝。之所以偽裝，也是想要在困境中維持住自己僅存的一點尊嚴。

因此，工作本身就額外承載了很多個人的欲望，自然也就會帶來壓力和倦怠。

而人生的價值是不能只依賴于一份工作的，要主動去尋找不同的支點來建立自己與這個世界的聯結，來回答" 沒有這份工作，我還是誰 "這個問題。

否則，一旦失去，那種恐懼和不安，就很容易讓生活失衡。

要回歸內心真實的需求

既然工作的本質，就是在滿足一個人的欲望。那么，我們最先應該想清楚的就是自己的欲望究竟是什么，回歸到內心最真實的訴求：是金錢，還是地位？是軌道，還是曠野？

大部分情況下，甘蔗沒有兩頭甜，不同的訴求，對應的動作也截然相反。

比如，我就想趁著年輕多賺錢，先把家庭的財務短板補齊，那么是不是就不應該貪戀科研冷板凳的穩定；反之，比起收入我更看重能有自己的時間和生活，那么互聯網大廠那種快進快出的模式或許就不是我的最佳選擇。

賺錢，不是只有通過上班打工；你以為的穩定，也不一定真的就穩定。與其一味地在避坑的路上左閃右躲，不如盯著自己的目標一往無前。

但在一個熱衷于宏大敘事的語境下，問題總是可以輕易地歸結到那些無法改變的客觀條件上，比如，大環境不好、學歷貶值、考公才體面穩定……這也很容易讓人忽視自我可以改變的力量。

事實上，在職場投入是一件很有性價比的事。比如，當你感到職場焦慮時，把這種焦慮全部投入到工作當中，就很容易獲得社會的認可（比如領導的賞識、升職漲薪等），但如果你投入到其他的領域，比如家庭，可能反倒會被排斥，你的付出也不一定能夠得到很具體的反饋。

職場本身就有各種各樣的不完美，" 站隊 "、被當作 " 工具人 "、PUA 這些都是常態，但并不影響我們在規則內最大化達成自己的目標。

而職場真正的向上管理，一定是為對方提供價值。這個過程中，你獲得自己想要的，對方獲得他想要的，從而達到一個雙贏的狀態。

在這樣一個數字化信息大爆炸的時代，信息差和認知差基本早已被互聯網抹平。那么人與人之間最大的差距是什么呢？我想應該是錨定目標后的那份勇氣和行動。

職場沒有那么多的快意恩仇

日劇《半澤直樹》里銀行職員 " 以牙還牙 " 的快意恩仇，更像是職場劇里的宏大敘事騙局。

現實世界里的失業者，更多的是像深夜檔《我，到點下班》里那位突然被優化的部長，在接到女兒的國際長途時，以 " 爸爸在休年假 " 為由舉著手機去公園溜達了一圈又一圈。

東亞人在意尊嚴與體面，是幾千年來刻在骨子里的基因。

但客觀地說，"35 歲職場危機 " 也并不是某幾國的特色，大部分人的工作，都是在中年的某一個時期達到巔峰，此后便是一路走低的下坡路。華爾街四十多歲的碼農，同樣也要想辦法渡過中年職場冰河期。

尤其是上有老下有小的中年人，失業后想要再有份體面的工作可謂是困難重重。與年輕人尚可在招聘軟件中謀得一職相比，中年人其實更應該在 "Gap 期 " 把目光轉向自己手上的人脈資源，做到以 " 人 " 帶 " 事 "，不要屏蔽職場社交。

倘若真的很難重回職場，拋開欲望，人滿足生存需求所需要的成本其實很低、很低。就像在影視劇《比海更深》中，七八十歲的樹木希林坐在檐廊下說過的那樣：" 人生這東西很簡單的，沒有實現過大夢、沒有變成理想的大人，這些都沒關系。"

而《小偷家族》里海邊戲水的場景，也讓我們看到，即便是被 " 社會合格品 " 收容所拒之門外的地方，尚有海浪可以再次教人呼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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